返回列表 回复 发帖

突厥狼图腾文化

突厥狼图腾文化研究(修订稿)

李树辉(原刊《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任何民族都有许多关于本族起源的传说,尤其是处于蒙昧时期,由于没有文字,或虽有但不甚完整、发达,有关本族起源和形成的历史完全是依靠口耳相授、代代相传,即社会遗传方式赖以保留的。传播过程中,经过无数次有意无意的艺术加工,其内容自然会不断丰富,人物亦可能会逐渐被神化,情节也变得愈加离奇,有时甚至会佚于事理之外,而为今人讥之为无稽。这实则是一种正常的文化增殖现象。神话传说虽不足以作为信史,但通过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却可寻觅出许多与该族起源、形成有关的史实。今天,我们对其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剔其伪,存其真,或许于其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狼图腾文化起源考述 众所周知,突厥是以狼为图腾的,但对其成因却很少有人探讨。或认为突厥“大柢犬狼之族,繁于北方,故浑沌草昧者引以为徵,是固不足深求,亦无可置信”[①]——干脆不予重视;或简单从狼与游牧民族生活的关系方面加以解释——这亦未免有此牵强,因为生活在同一区域的游牧民族并非全是以狼为图腾的。如黠戛斯人曾以雪豹和牛为图腾[②],哈萨克人的先祖则曾以白天鹅为图腾[③]。突厥以狼为图腾,当有其特殊的原因。《周书》卷五○,《突厥传》载: 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讬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谓兜鍪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按:即børi一词之音译[④]),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上引两段文字均言突厥部落首领及民众为狼所生之后代,并以其将狼作为图腾标记之事加以佐证。类似记载亦见于《隋书》、《北史》、《通典》、《太平寰宇记》等史籍中,仅个别地方略有出入。人与狼合而生人,显然为无稽之谈,是对其狼图腾传说的艺术加工,并不足信。但据此,得出若干颇有价值之信息:同一传说为诸史所录,说明它不仅广为流传,且源远流长。在对这一传说仔细分析后,可发现它与《史记·大宛列传》所录之下段文字有着密切的联系: 是后(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好(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飞)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 班固在撰写《汉书·张骞传》时,非但将此事保留了下来,而且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述: 天子数问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

将此两段文字与《周书》等记载相比较,便可发现它们至少有以下四个共同之处: 1.阿史那氏突厥系匈奴之“别种”,别为部落,即匈奴中含有突厥语部落。均记录了作为一个国家而为邻国所灭之事。 2.突厥之祖先原是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的,后为邻国所灭。均言国破时,曾有一婴儿(《周书》等作十岁小孩)被弃于野,后为狼所哺养。 3.国破时,曾有一小孩被弃于野,并为狼所哺养。幸存者后来再度昌盛,形成一个部族。《史记》、《汉书》记载了猎骄靡成人后率领乌孙遗民重建乌孙国之过程,而《周书》等亦同样记载了幸存者在一位具有狼血统的首领率领下再度昌盛,形成一个强大部族的历史。 4.《周书》等谓阿史那氏突厥是由狼所生十男之一“蕃育”发展起来的,世居“高昌国之北山”,“数世后,相与出穴”,“居金山之阳”[⑤];《史记·大宛列传》称乌孙为“匈奴西边小国也”,地望亦相合[⑥]。《周书》等谓阿史那氏突厥曾“臣于茹茹”,“为茹茹铁工”;南北朝时,吐鲁番盆地的乌古斯部落(车师前部)正为茹茹所领辖。 同一故事为诸史所录,说明该故事不仅广为流传,且渊远流长。在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传》所录之故事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承继关系。鉴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周书》等所载突厥先祖的传说均是源于《史记》、《汉书》所录之事的。至于狼与人合而生人的神话,显然是在长期社会遗传过程中对狼图腾文化的艺术加工。从中可看出,狼图腾文化的产生是与其先祖复兴建国历史密切相关的。 前引《史记》及《汉书》中的两段文字,由于是关于乌孙历史的最早记载,而为诸代史家所瞩目。鉴于《汉书》中关于攻打乌孙者为大月氏,与《史记》不同,人们多注意了对这一史实的考证,而忽视了后段文字,均将其作为神话传说对待,无人重视[⑦]。 狼哺养弃婴之事,乍看起来近乎荒唐,但此事作为张骞亲耳所闻,且前后相隔时间并不久远。更重要的是张骞与猎骄靡为同时代人,并直接与猎骄靡打过交道,因而恐难说没有此事。或正为此,司马迁才审慎地将其以直接引语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显然还另参考有其他史料,对有关史实进行了核对。如将《史记》原载攻打乌孙的匈奴改为大月氏(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亦持此说,且为现今史学界所认同)等,但对此事非但未予删节,反而记录得更为详细,且仍然采用的是直接引语形式。对于猎骄靡的这段神奇经历,甚至连高举“疾虚妄”大旗批判神学迷信的唯物主义者王充(27~约100年)也深信不疑,称“昆莫不当死,故乌衔肉就而食之”[⑧]。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乌孙亡国时,《史记》和《汉书》均称猎骄靡刚诞生不久。从猎骄靡一生之记载及年龄推算亦合乎情理。此外,同一件事还保留在当地人民的传说之中(如前引《周书》文),可见,此记述之真实亦不容不信。 那么,狼哺养猎骄靡是否确为实事呢?无独有偶,野兽哺养弃婴之事并非仅限于此。在古代罗马史中,就有罗马建国者罗缪鲁斯(Romulus)与雷末斯(Remus)婴幼时被弃于泰伯河(Tiber·R)中,后为牝狼所救并收养的记载。有趣的是,此事亦是后来形成罗马人狼图腾崇拜的起因。此外,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罗马、瑞典、比利时、立陶宛、德国、荷兰、法国、肯尼亚、美国阿拉斯加州以及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镇、北方省亚格附近的森林中,拉克劳市的火车站上等许多地方也都有发现,单是有案可考的就有30多例。其中有“狼孩”,亦有“熊孩”、“豹孩”、“猴孩”等。尤为著名的是1920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镇发现的两个女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以及在美国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镇发现,后为一对英国夫妇领养的女狼孩摩莉。卡玛拉和阿玛拉没过几年便相继去世,而摩莉不仅活至今日,成长为一个美丽女郎,且每年还都要赶回美国去探望曾哺养过她的狼群[⑨]。 可见,狼哺养弃婴之事并非发生在一时一地,且所哺养的孩子均为从婴幼时期开始的。据《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米看,猎骄靡在刚诞生不久即为狼所哺养,且很快又为傅父布就持归匈奴,因而对其生理、心理的正常发育并不会有什么影响。 据此,本文认为,狼哺养猎骄靡之事并非无稽之谈,而确为实事。这一事件正是狼图腾文化得以产生之关键所在。它虽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与草原文化、古代游牧民众的文化心态,以及乌孙人渴望摆脱匈奴统治的现实却是相适应的。因此,能广为流传,并进而生发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从狼图腾文化的产生传播谈乌孙与突厥之传承关系 如前所述,猎骄靡婴儿时的这段神奇经历,在匈奴人中,尤其是在归附匈奴的乌孙人中定会被广为传诵,妇孺皆知。甚至于某些邻近的突厥语氏族部落亦可能知晓此事。这无疑为原本即是乌孙王子的猎骄靡又添加了一个神圣的光环,使得其身份更加与众不同。作为猎骄靡本人自然会对狼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激、崇敬之情,而将狼奉若神明。另一方面,狼图腾崇拜在猎骄靡树立并维护自己的威信,巩固本部落内部的团结等方面,无疑又是制造舆论,扩大影响的有利条件,甚至在联合其他氏族部落共同西击月氏、东御匈奴方面,亦会成为激励士气、瓦解敌军的最响亮的口号。毫无疑问,他也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天赐的机缘,来获取人民的拥戴并建立起乌孙国的。作为猎骄靡个人图腾的狼,在此期间,无疑会迅速演变为部落图腾,进而成为用以维系整个部落联合体的图腾。 匈奴方面,由于亲历此事(此据《史记·大宛列传》),亦会对此笃信不疑。匈奴老上单于去世后,乌孙由于日渐强盛,遂“中立,不肯朝会匈奴”,而当匈奴出“奇兵”攻打时,又连连失利,故而有“不胜,以为神而远之”[⑩]的举动。奇兵出击而不胜,说明了乌孙方面的战斗实力和猎骄靡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以为神而远之”一句却颇耐人寻味。我们不禁要将其与匈奴收养猎骄靡时,“单于怪以为神”之句联系起来考虑。可以肯定,这两个“以为神”之间是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的。 乌孙的语言,无疑是属于突厥语的。“乌孙”一词,有人释如现代维吾尔语的ujsun,意为“团结”、“联合”。现代哈萨克族中仍有撒里乌孙、乌孙等部落,而其中的乌孙部落本身就是一个联合体,由苏瓦、羌其格勒、伊斯特等七八个部落联合构成[11]。它说明,古代乌孙国只不过是以乌孙部落为核心,同时包含有众多突厥语部落的联合体,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无论从汉代乌孙所统辖的地域和人口及以后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当是构成其他操突厥语族语言民族的来源之一。 可以肯定,两汉直至公元5~6世纪的数百年间,无论是名号的变换,倘或是政权的更迭,在准噶尔盆地及阿尔泰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始终活动着突厥语部落。复国前的乌孙也就活动在东部天山及其以北地区。翁归靡与匈奴妻之子乌就屠“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后,乌孙遂分裂为大小昆弥两部。乌就屠所在小昆弥部之活动区域史无明载,但据匈奴郅支单于率兵西近乌孙境时,首先与乌就屠交战之情况来看,小昆弥部定然是游牧于乌孙国东部,即东部天山及阿尔泰山地区的[12]。对此,若从乌就屠与匈奴之甥舅关系来看亦合情理。乌就屠死后,其子拊离接任小昆弥。约三四年便被日贰所杀,但在汉朝的帮助下,拊离之子安日又继任了父位。拊离与“附离”同为bori(狼)之音译。以狼为人名,正是其狼图腾文化之正常反映[13]。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狼图腾不可能也并未因乌孙国的衰落、消亡而消失,相反,却为这一地区的人民保留了下来。经过数百年的社会遗传,以至于最终形成了如《周书》等所录之神话。同样的神话亦保留在匈奴方面的传说之中。据载,匈奴单于曾生有二女,姿容甚美,单于欲“将以与天”,乃筑一高台,将二女置其上,“请天自迎之”,四年后,有一老狼昼夜守在台下嚎叫,并在台下掘一洞穴。其小女从台上下来后,“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称为高车。故而谓高车“其先匈奴之甥也”[14]。这一传说中的狼,显然与乌孙有关。将女配与狼,当指配与以狼为图腾的猎骄靡。若从“后遂滋繁成国”来看亦相吻合。这一传说还说明,狼并不是匈奴的图腾,否则便不会有“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之记载[15]。 6世纪中叶,活动于准噶尔盆地东部的乌孙后代以突厥为号崛起之后,首先灭掉了柔然,既而“西破嚈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至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6]。突厥在进行这一系列战争时,与其祖先历史混在一起的被神化的狼,无疑是统治者用作团结部族,激励士气最好的舆论工具,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原始的宗教,而且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史料证明,乌古斯部落为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的主体部落。“乌古斯”一名最早出现于后(东)突厥汗国时代的碑铭中,一般写作Toquz-Oguz——“九姓乌古斯”或“九姓乌护”。《周书》等则称突厥“姓阿史那氏”。“阿史那”一词,有人认为当为原始突厥-蒙古语šinġa~čina之音译,意为狼[17]。就语音对应规律来看,似还原为Oguzne~Oguznɛ更为合理:“阿”有a、e,o三音。读o时,稍延长时值,就有了u的韵尾,分解开来就是o、u二音。突厥语Ogu-汉译时,正可简化合并成一个“阿”字(另如“阿弥陀佛”之“阿”亦读o音);“史”属山纽(ʂ声母),为正齿音,Oguzne中的z属精纽(ʦ声母),为齿头音。二者十分接近,可以互转。在语流音变上,重读为ʦ,弱读为ʂ,正如Oguz之-z又可汉译为“乌古斯”之“斯”音一样,“那”与-ne/-nɛ的辅音相同,仅元音之开口度稍有区别。从古到今采用音近的字代替的现象屡见不鲜,直到明代,汉语仍用“那”字来音译回鹘语的na、ne、nɛ等音节[18]。 Oguz意为“初乳”,-ne/-nɛ在突厥-蒙古语中即可表示属格意义,又可表示宾格意义。因而“阿史那”或Oguzne~Oguzn可译为“初乳的”或“把初乳”。将此与“昆莫生弃于野……狼往乳之”之句联系起来考虑,正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因猎骄靡初食狼乳之典,后人遂以“初乳”(Oguz)为号。该部落的人自称是“阿史那”——乌古斯的(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Oguz一词恰好揭示了狼图腾文化的深刻内涵。在古代回鹘文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后文简称《传说》)中。“乌古斯”(Oguz)是作为主人公的人名使用的。史诗称他“只吮吸了母亲的初乳,就没再多吃,而要吃生肉、饭和喝麦酒”(Oʃul oʁul anasïnïŋ kygyzyndyn oʁuznï iʧip mundun artïʁraq iʧimɛdi.jig ɛt、aʃ、syrmɛ tilɛdi)[19]。这自然会使人将乌古斯与猎骄靡联系起来考虑。可见,乌古斯部落就是阿史那氏,且与汉代乌孙之核心部落有着直接的血缘承继关系[20]。由于乌古斯又是突厥的主体部落,所以乌古斯人又常以“突厥蛮”(Tyrkmen,亦作“土库曼”)自称,意为“我是突厥(人)”。这与史籍中称其姓阿史那氏,以突厥为号的记载正相吻合。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就曾明确指出:“乌古斯人就是突厥蛮人”,“突厥蛮,他们就是乌古斯人”[21]。
1956年,考古学者曾于外蒙古Bugut,Arakhangai Aimak,Outer Mangolia之西约十公里处发现一突厥时代的粟特文墓碑。碑上雕刻有一只母狼;其腹下刻有一个小孩[22]。雕刻所反映的内容,无疑是指猎骄靡为狼所哺养之经历。 关于蒙古之先祖,《蒙古秘史》称其为“由上天之命的苍狼”与“其妻惨白色的牝鹿”所生。洪钧称此“显拾突厥唾余”。松田寿男亦认为是从突厥传来的[23]。这一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严格说来,当均源于汉代乌孙。这亦是该文化传播与增殖之最好注解。若进一步深究,我们或许可从乌孙小昆弥部首领具有匈奴血统这一点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24]。 狼与猎骄靡,进而与乌孙国乃至众多突厥语部落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至此,也为后起之突厥及回鹘以狼为图腾的起因,找到了合乎逻辑的依据。所谓“侍卫之士谓之附离”正蕴含了猎骄靡曾为狼所哺养、护卫之深刻内涵;而“置附邻可汗”[25],显然是对可汗的美称,比喻其勇猛如狼。至于“牙门树金狼头纛”[26],回鹘“可汗恃其强,陈兵引子仪拜狼头纛而后见”[27]等记载则是对其狼图腾崇拜的真实写照。 作为构成前突厥汗国及回鹘汗国主体的乌古斯本身,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部族,包含有24个部落[28]。鉴此,我们认为,狼只是乌古斯部落的图腾,而并非为所有操突厥语部落的图腾。在一个被称作贝格列的默戛斯叶尼塞如尼文碑上刻有如下两句话:“我打死七只狼,我没有打雪豹和鹿。”据研究,这些野兽就是指以其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这是有道理的,已为学术界所认同。“雪豹”可能指其同部落某氏族,“鹿”或许指为蒙古族来源之一的某部落;而所谓打死了七只狼,则可能指打败了乌古斯的七个氏族或部落。据载,黠戛斯东边,就有附属于黠戛斯的所谓“木马三突厥”,即都播(Tuwa/Tuba,为现代土瓦族的主要来源,另一部分则融进了阿尔泰等民族中)[29]、弥列、哥饿支等三个使用雪橇的氏族或部落。另,穆斯林史料亦称其东边有个名叫富邻(Fyri)的部落。这个“富邻”可能就是弥列——附离(bori),指本属乌古斯的某一氏族或部落。 正如各氏族部落均有其独特的印记一样,古代各个部落都可能有自己的图腾。由于战争和政治交往的需要,若干部落可能结为联盟,某些部落和氏族则可能成为另一部落的附庸。这就可能造成在某一更大的社群中若干图腾共存的现象。有的学者认为,喀喇汗王朝时期用作王号的Arslan(狮子)和Buʁra(公驼)可能就源于葛逻禄人两个主要部落集团处月(ʧigil)部和样磨(jaʁma)部的图腾[30]。统治者或领导者部落的图腾,由于是用以维系整个部落联合体的图腾,亦可能会逐渐为其他从属部落所接受,但由于狼图腾主要在团结部众、激励士气方面发挥作用,因而并不能取代各部落图腾的地位。各部落所独有的图腾,在突厥统一的旗帜下,并未因地位的改变而消失,相反,却为各部落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以至于今天仍能从神话传说及日常习俗中窥其端倪[31]。 另一方面,由于原部落的分裂,诸子部落亦同样会继承下原有的图腾。这也会造成诸多部落共一图腾的情况,但这种现象无疑多存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部落之中。
三、狼图腾文化的变迁 自嚈哒灭亡之后,中亚便落入突厥的统治之下。其疆域东起蒙古高原,西至咸海。东西两部分虽在名义上维持着统一,实际上却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由于东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独立发展的取向,最后这种名义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住,终于在隋开皇二年(528年)以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互相敌对的两汗国。西突厥的领土,史书上概括地称“其国即乌孙国之故地”。这是指西突厥诸部游牧的草原地带而言,实际上被称为“西域诸胡国”的中亚及天山以南绿洲地区亦均是归附于西突厥的[32]。 处于“丝绸之路”上以游牧为业的西突厥,无疑要受到中亚及中原地区诸文化的影响。这一时期,流行于中亚地区的摩尼教、祆教、景教、佛教等也先后传进突厥人中。伴随着突厥人游牧型经济向定居农耕型经济的过渡,和诸多新文化特质的渗入,狼图腾文化自然会受到冷遇,虽然840年回鹘西迁会为之带来一线生机,但在诸宗教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文化的冲击下,仍未能改变其衰落的命运。这种衰落是由诸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虽则如此,其用作团结民众、激励斗志及崇尚勇猛的文化精华却作为文化遗产被保留在历史传说和人民的记忆乃至日常生活习俗之中。 成书于11世纪70年代的《突厥语大词典》曾有当人们听到有新生儿时,不问“生男孩或女孩”,而问“生的是狼还是狐”的记载[33]。这一习俗至今仍保留在维吾尔等民族中间。用狼来指称男孩,比喻其勇敢,显然与狼图腾文化有关。此外,狼图腾文化在古代回鹘文史诗《传说》中亦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 Men senlargi boldum Qahan, Alalïŋ ja taqï qalqan; Tamʁa bizgɛ bolsun bujan, Kok børi bolsunʁïl uran; Tomyr jïdalar bol orman, Aw jɛrdɛ jyrysyn qulan; Taqï taluj taqï myrɛn, Kyn tuʁ bolʁïl,Køk qurïqan。 我做了你们的可汗, 你们拿起弓还有盾牌; 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 让天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 让铁矛多如森林, 让野马在猎场奔驰, 越过大海,越过大河。 让太阳作旗帜,蓝天作庐帐。 通读这一史诗后可发现,在乌古斯可汗的征战生涯中,始终有一只“苍毛苍鬃的大公狼”在大军前引路。苍狼停下,征战大军也就停下;苍狼前进,军队亦随之前进。这只会说话的狼引导着乌古斯大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史诗中被神化且人格化了的苍狼显然与作为图腾的狼,即哺养过猎骄靡的那只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不同的只是前者为母狼,后者变成了公狼。图腾性别上的微妙变化,反映了母权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男权地位的巩固。通过《魏书·高车传》及《蒙古秘史》等关于公狼的记载可看出,这种变化早在《魏书》以前更早的历史阶段便已完成。上引《传说》的最后一句,对于前文关于狼图腾文化之内涵在于“团结部众,激励斗志,崇尚勇猛”的分析,亦提供了又一个论据。 在17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Abu’l Ghazi Baghadur)的《突厥世系》(Sajara’i Turki)一书中,曾有狼将陷于绝境中的众人带至水草丰茂、天堂般美妙草原的记载。维吾尔民间亦流传着苍狼为救一位姑娘而赶走了妖怪的故事[34]。至今,在维吾尔等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仍保留有许多崇尚狼的习俗。如远行时将狼骨带在身上作为护身符;产妇分娩后躺在新剥下来的狼皮上;将狼的踩骨挂在婴儿摇篮上用以避邪并希望婴儿能成长为勇敢的人;在木勺、乐器等器物上雕刻狼头等。 上面提到的《传说》,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乌古斯可汗的征战活动。从其所征服的国家,部落以及所经过的地区来看,活动范围基本上与前突厥汗国相当。这使我们又不由得要将它与前突厥汗国联系起来考虑。《传说》称乌古斯可汗曾娶有二妻,《周书》亦有“别感异气,能徵召风雨”的伊质泥师都“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儿”[35]的记载;《传说》中,曾提到乌古斯可汗据一名叫乌鲁克·吐尔克(Ulux Tyrk,意为大突厥)的老人的梦,遣长妻三子往东,次妻三子往西去寻找金弓银箭之事。乌古斯可汗将寻回的金弓银箭分赐诸子后,叮咛持银箭的次妻三子要象箭服从弓一样,服从持金弓的长妻三子。随后便将国土移交给了诸子。由于诗稿残缺,后面的内容不详,但据前文来看,当是长妻三子居东,次妻三子居西[36],恰好暗合了后来分裂之东、西突厥。 法国伯希和氏在研究了现存于巴黎的《传说》写本语言等方面的特点之后认为,该写本为15世纪左右在七河一带抄成的,而原写本则是13~14世纪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用回鹘文写成的[37]。我国学者亦多采用此说。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起码说明,史诗所反映的内容,远在此之前便已广为流传,而其所反映的史实当更为久远。这为本文的推断在时间上也提供了一个佐证。此外,该故事的诗体本残卷亦在土耳其发现,其内容还见于14世纪波斯史家拉施特·艾丁的《史集》、17世纪中亚史家阿不勒哈孜的《突厥世系》以及20世纪初中亚史家毛拉·穆沙·莎依然米的《伊米德史》等书。 同一故事在中亚诸多地区已发现,决不是偶然的。本文认为,与其将其看作是13~14世纪由甲地传往乙地的文化扩散现象,倒不如看作是由于西突厥的关系,在此之前既已广泛流传于这一广大地区,后来才分别为各史家记录成文字形式更为恰当。从巴黎本《传说》的内容来看,仅涉及了古老的萨满教,而没有摩尼教、景教等宗教色彩(请注意该故事在后期穆斯林著作中所带的伊斯兰教色彩[38]。更重要的是,作为构成前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主体的乌古斯在后来的历史中,以及所有突厥语部族在后来的历史中,强盛的程度及疆域都不能与《传说》所反映的情况相比。这也是我们将其所反映的内容考释为前突厥汗国时期的又一论据。 至于《传说》关于乌古斯诞生后仅吮吸了母亲的初乳,就没再多吃,而要吃生肉等内容的描写,显然是将对猎骄靡的依稀记忆同乌古斯部族的形成历史,以及前突厥汗国的历史混在了一起。该故事当是在前突厥汗国分裂后不久于西突厥辖境的民间,具体说是在乌古斯部族中形成的。随着民间艺人的演唱,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39]。 古代乌古斯部落散居于东起漠北,西至咸海的广袤地区。现代许多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如土库曼、特克、撒拉尔、约穆德、土耳其、阿塞拜疆、巴什基尔、卡拉卡帕克、乌孜别克、维吾尔等都含有乌古斯部族的成分[40],尤其象撒拉尔在古代乌古斯24部中就有该部落名称,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一文化遗产并非仅为现代维吾尔族所独有,而应视为中亚诸多突厥语民族的共同财富。
四、结 语 作为古代突厥文化特质之一的狼图腾文化,始于汉代之乌孙,流传于东起蒙古高原,西达土耳其的广大地区,对诸多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及其他邻近的民族(如蒙古)的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本文所论可概括为如下四点: 1.《史记》、《汉书》所载狼哺养猎骄靡之事并非为神话传说,而确为实事之记录。 2.作为突厥核心部落的乌古斯,就是汉文史籍所载之阿史那氏。它与汉代乌孙,准确说是乌孙国的核心部落有着历史和血统的承继关系。一度具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41],各项数字远远超过西域四十国总和[42]的乌孙国衰亡之后,其人民及文化决不可能会随同国家形式一同消失,几百年后崛起之突厥阿史那氏正是其核心部落的再度复兴。 3.狼图腾文化自始至终之内涵,就在于能庇佑部众之形式,是统治者用以团体部众、激励斗志的精神武器。 4.随着后来西突厥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以及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狼图腾的地位遂逐渐下降并渐为世人遗忘(即所谓文化退化现象),但其用作庇佑团结民众、激励斗志的文化精华却作为文化遗产被保留在神话传说及日常习俗之中。 此外,一般认为,乌孙为哈萨克族的来源之一。据此可看出,现代操突厥语族语言的诸多民族都与汉代乌孙有着一定的血缘联系,甚至于和现代蒙古族亦可能同样有着或多或少的血缘联系——此亦可为解释现代蒙古语与突厥语族语言非常接近之起因,提供一个参考。 -------------------------------------------------------------------------------- [①]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63页。 [②]详见《柯尔克孜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页。 [③]参见《周书》卷五○,《突厥传》及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毛篇”第657条。 [④]文中引用之突厥语材料,均系采用通行的国际音标宽式注音,其中的清辅音均为送气音。另,后面引用的《乌古斯可汗的传说》、回鹘文资料,系根据耿世民先生的维吾尔新文字转写资料转写。 [⑤]山南为阳,殆无疑义。然此“金山之阳”所指,却值得斟酌。既可理解为阿尔泰山以南(如耶律楚材《西游录》有“金山之南隅有回鹘城,名曰别石把”之谓),也可理解为今博格达山以南(如《新唐书·突厥传》之“金莎领”,同书《地理志》之“金沙岭”,同书《沙陀传》之“金娑山”,同书《契苾何力传》之“金岭”,《郡县志》卷40之“金婆<娑>岭”,《新五代史·唐本纪第四》之“金莎山”,皆指博格达山。甚至连“金山道”也与博格达山相关)。史称“金山形似兜鍪”,其形状也正与博格达峰相吻合。《旧唐书·地理志》:“其高昌国境,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寻置都督府,又改为金山都督府。”《新唐书·地理志》:“西州交河郡,中都督府。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开元中曰金山都督府。”可见,唐代所说的“金山”皆指博格达山。至于用“金山”指称阿尔泰山,则是宋代以后的事。初记突厥历史的《周书》、《隋书》、《北史》均为唐人所撰,据此,我们也有理由推断,“金山之阳”指吐鲁番盆地。 [⑥]《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六称:“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为乌孙旧壤,地方五千里,……州东界有山,其人并山居,讯其风俗,是乌孙遗类。”《通典》、《旧唐书》等也均肯定庭州之地为乌孙旧壤。另,许多学者亦赞同此说。参看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⑦]王炳华先生将此作为布就为引起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而编造的故事。参见其《乌孙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猎骄靡》一文(载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新疆历史人物》第三集)。 [⑧][东汉]王充:《论衡·吉验篇》。 [⑨]见《昌吉报》1989年5月6日版转摘文章。 [⑩]《史记·大宛列传》。

回复 #6 SALURBATUR 的帖子

不知到我们虔诚的撒拉尔信众知道这些“蒙昧时代”的历史时,心理会有怎样的冲突,震撼?
原帖由 Edriss 于 2007-4-29 00:30 发表 不知到我们虔诚的撒拉尔信众知道这些“蒙昧时代”的历史时,心理会有怎样的冲突,震撼?
相信大部分同胞并没有一开始就接触过自己祖先的历史,传播我们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也要循序渐进慢慢来,毕竟掌握着自己民族历史的人群是少数。



首先,无限的感赞安拉,将我们的先人引导加入伟大的伊斯兰,加入到认主拜主的行列中!其次,作为不带任何物,只带神圣的《古兰经》而东来的撒拉先人的子孙而无限自豪!
    其实,祖先给我们带来的东西并不止《古兰经》,还有让人看不见的更加珍贵的东西,事实上已经通过祖先的血液传递了几千年的古老的撒拉尔语。可惜很多人只能感觉到能摸得找的东西,而对自己平常熟知、并还在经常使用的撒拉尔语似乎毫无察觉。
    今天我们谈到撒拉尔,谈到忠于祖先,谈到孝敬父母时,我们不得不用心去保护和发扬我们祖宗千里迢迢从遥远的国度带来并留给我们的两大法宝——以古老《古兰经》承载的纯真信仰和通过血液传递给我们的尊贵的撒拉尔语。
返回列表